原文出處：http://blog.yam.com/jostar2/article/6824892
1995：《以祖國之名》(Land and Freedom) ── 一九三六年一位年輕的英國男人介進西班牙站在反法西斯這一方，他卻發現到縱使戰役艱辛，但反法西斯這一方還是分裂成共和左派以及史達林教條主義的共產黨。被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的著作 Homage to Catalonia 啟發，《以祖國之名》甚至引用 Homage to Catalonia 的部分對話，同時這部片也是在《吹動大麥的風》之前在法國最賣座的洛區影片。
《電視全覽》：一九六○年代的時候，您曾經為 BBC 拍出大量的影片；是否是在這時期形成了您的風格？
洛區：我實在算是很幸運的人，因為在這個時候，BBC 是唯一的那個地方我們製作了一些最刺激的影片（以上在原雜誌第 12 頁，自『我們』兩字開始在原雜誌第 13 頁）。我剛起步的時候拍了一個警匪的電視影集，在那個年代這電視影集算是很進步的東西，因為條子們還不算是可愛的父親形象，反而是備受折磨的、一般人似的以及符合現實（直逼真正的警察的人格）。後來，我認識了一群編劇，他們正嘗試為電視影片做出革命性的改變。他們曾經擬出一份宣言，說明他們想要從（法國）新浪潮得到一些啟發，為「戲劇性的東西」吹吹自由的風，把電影跟攝影融合起來，把劇情片跟紀錄片結合起來，把配樂跟旁白混在一起……五年或六年間，我們形成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小組，而且也也許有些自傲：我們的想法，是採用新的形式「打破模版」，例如我們採用十六釐米的底片、機型更輕的攝影機……
《電視全覽》：您曾經是那少數幾位先鋒，不在電視台的攝影棚裡面拍片，反而出去在自然布景拍片……
洛區：對，在當時這算是一個小小的革命。我們有點像是偷偷摸摸地這樣做，同時也推動電視台長官的手去接受。後來這就變成我們的正字標記：跑到路上去拍劇情片，目的是要接觸一般平凡的人。當時我們真的希望我們的影片能夠像是新聞節目的延伸。我的攝影師克里斯․孟吉斯 (Chris Menges)（譯註：現已是頂尖攝影指導）曾經為一個很棒的報導節目《行動中的世界》(World in Action) 工作，他的拍攝方式是非常粗野以及非常介入的。戰時他曾跑去越南、跑去柬埔寨，他的經驗深深地影響到我。我對自己說一定要再找回紀錄片的真實本質，回到基本原則，不要拐彎抹角地說故事，不要輕易地沈浸在情感之中。
《電視全覽》：您也曾經對新浪潮以外的影片感興趣？
洛區：是的，我對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很感興趣，像羅塞里尼 (Rossellini) 跟狄西嘉 (De Sica)。我喜歡約翰․卡薩維茲 (John Cassavetes)，喜歡六○年代的捷克電影，米洛許․福曼 (Miloš Forman) 的《金髮女郎之戀》(Lásky jedné plavovlásky)，吉利․曼佐 (Jiří Menzel)……從《鷹與男孩》(Kes) 開始他們全部都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力。我欣賞他們人道的目光跟他們處理光線的簡潔原則。他們導引我開往一方向（而且之後我也很少偏離這方向），影響我選擇正確的鏡頭能夠在一可觀的距離內拍出人物跟人們的行動，目的在避免介入過深，並更多是觀察者的角色。以「民主的」方式對一個空間打光，無法再對主角以及其他配角作出區分。藉由這些原則，我們的電影開始走向成熟。
《電視全覽》：在您的電影作品裡面，您很規律地觸及一些人民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有可能經歷社會的改變。您自己認為也活過這一段（社會的改變）關鍵時刻嗎？
洛區：似乎是有點，在一九六○年代的時候。一九六四年的時候，我自己本身對工黨領袖哈洛․威爾森 (Harold Wilson) 的選舉介入很深，我常參加一些政治集會，當時我認為那非常地刺激、非常地有振奮力，因為在那個時刻左派已有很長的時間沒有執政，因此當時的我認為工黨仍然有能力去改變一些事情。但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那很後面，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的礦工罷工（以上在原雜誌第 13 頁，自『罷工』兩字開始在原雜誌第 14 頁），當瑪格莉特․柴契爾 (Margaret Thatcher)（譯註：當時的英國總理）仍執政時。在那場戰役中，有一股力量、一股衝勁真是優，但罷工者卻在罷工第一天起就感覺到被孤立。工會跟工黨都轉身背對他們，但罷工者並未就此垂下臂膀。完全相反。我一直被這些在那個時刻下的罷工者的作為所折服，他們的口才、他們的激情以及他們用他們日常生活的語言闡釋艱難且偉大的理念通通折服了我，我們還真罕見到這樣的政治的一面。大家只是重複地說輿論對他們不再感興趣，但真正無疾而終的是那些在電視上出現的政客他們的沈悶的言說跟他們的爛舌頭。
《電視全覽》：您常常在您的影片裡面安插政治討論會的場景，甚至在《吹動大麥的風》裡面也有……
洛區：對我而言，這些時刻都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以這種深入肺腑的方式表達這種介入，能夠製造很戲劇性的場景。此外，我們拍那些戲就像是真正舉辦了政治集會：一位男演員主導整個討論，然後整個討論會變得愈來愈有火焰。我是經由莎士比亞的舞台劇塑造而成的，因此很熟悉他那種把歷史衝突轉換成戲劇張力的功力以及政治上的問題。當人們經歷一件重大事件，例如礦工的罷工、愛爾蘭的獨立戰爭或西班牙內戰……，我們就又再找回這種戲劇強度。因為深深受到折磨，所以當他們隱約看到有機會能夠將限制線再往前推，他們會進一步嘗試開創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只消幾個禮拜，那些從未接受過政治的訓練的民眾會因為這一場鬥爭而驚醒起來，他們會發現到一些新的理念並且會學著執握火把捍衛它們。在我拍過的這些政治抗爭，主角們會找到一些新的觀點、角度；但是在一些我導的其它的片，例如《雨石》(Raining Stone)、《我的名字是喬》或《甜蜜十六歲》，角色們主要是被困在陷阱裡面，他們終究將只能看到這個陷阱而已。
《電視全覽》：《家庭生活》這部片它在七○年代初讓法國觀眾認識到您，在片子裡面，女主角過著迷失的生活，但是社會工作部門還是照顧到了她。自那之後，我們似乎有個感覺，就是所有的主角生活愈來愈慘、直往下掉。
洛區：的確是，當《家庭生活》那個女孩子孤獨時、迷失時，我們把她從地鐵的椅子上救回來，她就有了依靠跟大家的支持。到了今天，不會再有人會注意到有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在大城市裡面，那種集體責任的共識似乎已經完全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設立的社工部門多多少少保障了一種社會協調性，但是瑪格莉特․柴契爾削弱社工部門，東尼․布萊爾 (Tony Blair) 再給它削弱一次。大眾運輸、醫療服務、郵政，所有這些我們繳稅換來的公共服務曾經讓我們感覺像是集體的一份子。這種共同體的意義已經被打碎了，把我們變得更加粗暴，讓人與人更加疑懼。
2000：《麵包和玫瑰》(Bread and Roses) ──洛杉磯一群打掃辦公室的男女工人他們的政治覺醒。他們成立了工會，並舉辦了第一次的罷工。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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